茴味不随岁月远去

本文转自：岳阳日报

◎万岳斌

弄不清祖上将这个纺锤或榔头型的圪蛋，咋安了个“茴”的名字，既不象形又不会意。还让我时常联想起鲁迅先生讽刺孔乙己“茴字有四种写法”这个梗，忍不住要笑出声来。

红茴就我们这么喊吧，实际上口头上“红”字都省了。外地叫红苕，叫地瓜，学名红薯。先前以为土得掉渣的红茴，如稻子般属洞庭湖沃野万万年的养命物，谁知它竟是漂洋过海而来，最早叫番薯。老师教我的，一个物种在中文里叫“番”或“胡”，可以断定为外来的。早知南美秘鲁是它的原产地，前些年去秘鲁，真该好好吃一顿原产地的红茴，品味品味太平洋两岸的区别几何。

曾几何时，红茴养命，却一直不被待见，想来都替它叫屈。你看咯，笑人矮胖，说“长得像茴坨里”；骂人脑瓜子不开窍，会说“死红茴一坨”。问题还不在这，它的命运到哪都一样，鄂西南松滋民歌《跑四回》，打情骂俏贬损自己的情哥都唱的是“小郎哥，你个苕脑壳”，池莉的小说《所以》里的几个男主人公都是“苕货”。当然，我替它委屈，还有心窝底里的缘故，不怕你见笑，我的祖宗菩萨都是茴雕的。写《本草纲目》的李时珍老先生肯定它为“长寿食品”，我老家一墙之隔的邻居，方圆几十里的老寿星，活到一百零四岁，今年重阳节后的第二天才寿终正寝，他老人家前六十年一直啃红茴。自打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，越来越多的国人患上“吃出的病来”之后，红薯便火起来，有位叫什么来着的养生专家将它架上抗癌神坛，一时洛阳“茴”贵，而市民的菜篮子中也经常能够看到“茴”影。

中国的第一块茴地在广东虎门。明万历年间（年），广东虎门人陈益去安南也就是如今的越南做生意，吃过红茴后，感觉香甜软滑“味似茡荠”，便起了心，冒着抓住后被砍头的危险，躲过安南海关检查带入国内，他便得了个“中国引进番薯第一人”江湖封号。大清国土遍植，乾隆爷还下过一道圣旨“敕直省广劝栽种”。有研究者说“康乾盛世”是“红薯盛世”，这话太偏颇。不过，至少肯定了在养活大清子民上，红茴功不可灭。

红茴长到巴陵这片地里，肇始当在山区。山里地少贫瘠种不了什么作物，唯有红茴命贱好种。论说岳阳“吃螃蟹”的第一人为康熙三十八年任平江知县的伍士琪，有人认为的乾隆六年任平江知县的广东人谢仲坃，这谢氏还被誉为“红薯县官”。不论伍还是谢，都为“红薯盛世”做了一个注脚。但最先种植在平江山区怕是真的。我老家与平江一声喊得应，自然，茴藤会爬伸过来，扎在土里生了根。

如今可好，精粮不吃吃粗粮，主粮不吃吃杂粮。可我敢对天发誓，小时候，红茴真的真的在我养命的饭碗里。倒不是我们红茴吃多了，傻傻分不清米饭好吃，实在是米粮紧巴度不了日子。

我的故乡在岳阳县的山旮旯里，那时尚未合乡并村，全乡洞里面十几个村山尖对鼻子，不是山便是林，国家干脆让他们吃返销粮。他们可好，一肩竹木制品下来，拿出贴身的荷包里的粮证，到粮站籴上一担谷，打米机轰隆隆地一转动，脱成白花花的大米。馋得我们嘴角的涎丝线一样垂落到鞋帮上。这山里乡唯一开阔处，俗称塅畈里，便是我们村。几个生产队都三、四十亩薄田，再便是种旱作物的坡耕地，为此我们归入了粮食自给村，不用交粮，但也没有返销。一年到头，几十亩田怎么拌也拌不了多少稻谷。只有种红茴，“一亩数十石，胜种谷二十倍”。起初的“安乐茴”，口头上这么说的，表述成文字不知是不是这仨字，吃起来甜沁哒脆崩哒，可产量达不到。改种的“长沙茴”，产量增了不少，却失了口感。那年头，有吃的最要紧，还管他好不好下喉。用我们队长训人的话说“别叫花子嫌饭馊。”

红茴成熟季节也是我们要备猫冬和过年柴火时，周末得去上山捡干柴。近处的柴火早被上了岁数的人给梳理得干干净净了，我们得天麻麻亮时出门，到上十里外的高山。差不多快晌午时分才能七弯八拐出得森林，下到半山腰茴地旁歇一脚。一来喘一口气，恢复一些体力；二来等一等落在后面的同伴们，套用一个电影名“一个都不能少”。长辈说教“同去不同来，回去困木头”，“困木头”是毒咒。可怜早上扒拉的那点剩饭剩菜，消耗得肚皮贴到背上去了。眼皮底下的红茴正是充饥的好东西，想吃得“喉咙里伸出手来”。况且红茴弄出来再容易不过，不用砍刀挖，也不用棍子撬，脚尖儿锄几下便行。溪涧里洗一洗，大口咬得嘣嘣响。年小的架不住肚子饿，便央求“饿得两只脚打跪了，挖坨茴先填一下肚子吧，不然我真走不回去啦。”说话时细声细气，脸上也有点羞涩。因为心里都明白，偷东西是一件丑事。不论什么样的偷在村子里是没法抬起头的，还会被家长一顿好揍，肿得屁股歪着走路几天。大伙儿都偷，一块干下的事就能都守住这个秘密。此时，阵营会分出两派，姑且叫正邪两方吧。有人说“要得”，有人反对：“怕你吃了死，喝水去。”我是反对派，会补一句“集体的红茴也挖得？”这么说好像我觉悟蛮高，感觉不到饿似的，非也。母亲教育严厉，反复了又反复：公家的东西不可侵犯半点。出世必须走正道，细时偷针，长大了就会偷金。母亲在乎一家人的形象，至今活在周围人的评价之中。

饥饿让人丧失尊严，未必尽然。正方这么一说，另一方也就静默了。到这个份儿上，真的如蚂蚁牵线般扑到涧水里，把肚皮灌得瓜饱瓜饱。偶尔也有来不及吃早饭的，劳顿下来，脸色发白撑不住。就借口“我去解个大手”，躲到大伙儿视线所不及的山梁那边。过一会儿回来，人看上去精神些了，可他那补丁挨补丁的“油饼裤”暴露了他，裤脚上像擀面杖擀上了一层新泥。他还是偷吃了，怕被发现，干脆不洗，拿衣服当抹布。没有抓现行，不便揭他的短。但我们你一句我一声“若让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哦”，他便心虚得脸色红一块白一块，下回也就不敢了。那时做啥都结伴，倘做人不被认可，玩游戏便不被接纳，“寂寞沙洲冷”的日子挺难受。

红茴熬茴糖做茴片，小时候不花钱的零食。母亲每年茴片做得多，预备大年三十晚上，打发提着灯笼来辞年的孩子们。茴饭最好吃，喷喷香，还如农夫山泉的广告词“有点甜”。揭开锅盖，用木勺拍成黏黏的，就着辣椒、南瓜吃个三五碗平常事。茴饭焦皮香香脆脆，家中兄弟多的争着抢，抢少的骂骂咧咧，下一餐准早早将勺子握在手里。菜园青黄不接时，茄子、辣椒蔸扯了，白菜刚栽苗子，萝卜才撒种子，就着一点油盐汤也能吃个两三碗。不知油盐汤是啥菜吧，一小坨猪板油按在烧热的铁锅里蹭圈圈，一瓢清水倒进去，剪几截干红辣椒，就是一道菜了。清水里飘浮的油晕子蛮像一个标点符号，我们常自我解嘲，“吃是好吃，就是没几个‘句号’。”

红茴自家保管自家的，生产队只统一保管稻谷。生茴像鲜果一般不好存放。若烂了糟蹋了口粮，食不果腹时没人同情，找人借粮都被回绝，“不借给懒人”。晒成干茴丝好存放，但这活儿粗重繁琐，用大伙的话说“磨死人”。茴丝饭与茴饭差距太大了，这么跟您说吧：揭开锅盖还有点香，可吃起来跟大年三十早上吃的忆苦餐——干茴藤稀饭，那是竹席卷在稻草里，好不得一篾片。我家阁楼上盛放茴丝的大木桶好几只，茴丝吃到桶里只有少半时，得垫把椅子，一只手紧抓桶沿，倒吊着盛上来。有一回，饭炉锅水快烧开了，母亲要姐姐去装茴丝。姐姐一下没抓牢，翻进桶里出不来，急得喊娘。母亲觉察到不对劲，才去把姐姐拉扯起来。至今，我再也不想吃的便是这个干茴丝饭。

从安徽小岗村吹来的那股春风，捎上袁隆平爷爷“让所有人远离饥饿”的种子，每家仍旧那一亩三分地，可家家户户一下变成了全吃白米饭，再也没有见过吃茴丝了。故乡曾经种满红茴的坡耕地，如今连耕作的路也不见了痕迹，变的变了松林，成的成了竹林，还有些疯长着冬茅。爷爷当初选择林线与茴地接边处做了自己的葬身之地，猜想他吃红茴长大，最后回归茴地处，九泉之下还可以闻到红茴气味，如今只有竹影在坟头拂来拂去。

一晃进城读书、工作、安家几十年。乡下的亲叔叔怕我还“欠”茴吃，每年都要拣上两袋自种的色泽鲜艳、表皮光滑、没有半个虫眼的红茴，送来城里给我。我呢，怕别人不喜欢没有分送，自个儿也没吃厌，又感念叔叔亲情，便留着慢慢吃。五年前叔叔告别了人世间，红茴也就断了供。的确，我的同龄段人有的聊及红茴，脑壳扭一边去，咬住牙说“一年不吃一次也不欠，实在吃伤了”，而我闻到那股香味，依旧喉结上下运动。街巷里传来“烤红薯呐”的沿街叫卖，我的脚步便不由自主地跟从，贪吻空气中飘散的那缕炙热烫舌的香甜。

现在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，饭碗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中。或有倡言将红茴列为第五主粮，放在大米、小麦、玉米、土豆一起。这事我不附议，我一介无名小卒，说了不管用。用我乡里的话说：“哇（说）高了，风吹了；哇矮了，脚踩了。”我在想只要真正守护好十八亿亩耕地红线，红茴便用不着再回坐到主粮席上。苦难不是辉煌，但须记住我们如何走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