苏轼对陶渊明是喜爱甚至推崇的，苏轼几次在贬官和外放的过程中，亲历田园，他的思想性格，处世态度大幅向陶渊明靠拢，对其有了高度的认同感。甚至说出了“我即渊明，渊明即我”“只渊明，是前生”这样的话。可见，陶渊明对苏轼的人生态度和创作影响之深。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：
一是创作上受陶诗影响之深，苏轼和作陶诗为历代之最。苏轼在其《书渊明(羲农去我久诗》中说：他曾得到一本江州东林本《陶渊明集》“字大纸厚，甚可喜也。每体中不佳，辄取读，不过一篇，唯恐尽，后无以自遣耳”。苏轼先后和过陶诗首，并将这些和诗自编纂成集，交付其弟苏辙为之作序，“以遗后之君子”，对这些和陶之作极为珍视。此后，苏轼又和作了15首，加起来一共和作了首，差不多占到苏诗总数(多首)的1/20。
不仅诗有和作，词也有深受影响者，如《哨遍》（为米折腰）就是取陶渊明的《归去来兮辞》加以改造而成的。此外，引用、化用陶诗陶文，思想感情、意境风格逼近陶诗陶文的还有不少。苏轼对陶诗还发表了一些独到精辟的见解。可见，陶渊明的作品对苏轼影响之深。
二是在生活方面，学习陶渊明的放低标准，知足常乐精神。陶渊明在这方面的生活态度，主要体现在他的不同作品中，如：“弊庐何必广，取足蔽床席。”“耕织称其用，过此奚所须。”“营己良有极，过足非所钦。”“岂期过满腹，但愿饱粳粮。御冬足大布，粗以应阳。”说的都是随遇而安，知足常乐的意思。
苏轼在《人生有定分》中也说：“吾无求于世矣，所须二顷田以足馆粥耳。”生活要求不高，自容易满足，苏轼就曾对他的朋友表示，他对他在贬谪期间只有米饭、萝卜和一个清淡的汤的简朴生活感到十分快乐满足。
三是像陶渊明那样，善于从生活中寻求乐趣、获取快乐。苏轼《浣溪沙》词写道：
细雨斜风作晓寒，淡烟疏柳媚晴滩。入淮清洛渐漫漫。
雪沫乳花浮午盏，蓼茸蒿笋试春盘。人间有味是清欢。
词作于宋神宗元丰七年()十二月，在苏轼的眼里，一杯浮着如雪似乳的沫花的午茶，一盘装着野菜嫩芽和蒿笋的春蔬，都是那样的清香有味，都使人感到了生活的美好，从而说出了“人间有味是清欢”这样的透着满足、包含哲理的话。
在苏轼看来，真正的生活乐趣并不在穷奢极欲的物质享受，而在这些日常生活所带来的独特而清新的感受之中。因此，苏轼在黄州时很快就发现了当地的好处：“有潘生者，作酒店樊口，棹小舟径至店下，村酒亦自醇酽。柑橘柿极多，大芋长尺余，不减蜀中。外县米斗二十，有水路可致。羊肉如北方，猪、牛、獐、鹿如土，鱼、蟹不论钱。岐亭监酒胡定之，载书万卷随行，喜借人看。黄州曹官数人，皆家善庖馔，喜作会。”苏轼还情不自禁地唱道：“长江绕郭知鱼美，好竹连山觉笋香。逐客不妨员外置，诗人例作水曹郎。”苏轼表达的意思是，在有如此美味的地方，被“员外置”、做“水曹郎”又有什么关系呢？
被贬惠州期间，苏轼照样感到生活的满足，他在《食荔枝》中写道：
罗浮山下四时春，卢橘杨梅次第新。
日啖荔枝三百颗，不辞长作岭南人。
能尽情地享受美味，就是“长作岭南人”又有什么不可以呢？抱持着这种态度，自然就不会再一味沉缅于痛苦之中，而会通过对生活中快乐的发现和品味，改善生存状态，享受到生活的乐趣。
四是像陶渊明那样，在逆境中能够随缘自适、任天而动。陶渊明能够“委心任去留”、“乐夫天命”，能“乐天委分，以至百年”，人所共知，苏轼在这方面的表现也是非常突出的。在这方面，尤其是在《定风波》一词中，这一点表现得更为突出：
莫听穿林打叶声，何妨吟啸且徐行。竹杖芒鞋轻胜马，谁怕？一蓑烟雨任平生！料峭春风吹酒醒，微冷，山头斜照却相迎。回首向来萧瑟处，归去，也无风雨也无晴。
“莫听穿林打叶声”，“莫听”二字，便有外物不足萦怀之意。“何妨吟啸且徐行”，照常在雨中从容不迫地行进，表现出一种随遇而安、与任何一种环境同在的情致。“竹杖芒鞋轻胜马”，不但是能适应环境，还能从这种环境中感觉出“好”来。“一蓑烟雨任平生”，则将词人要与物俱化、任天而动的意思点明。这里的风雨，自然双关着人生道路上的风雨，双关政治灾难和人生坎坷，词人表示要坦然面对、履险如夷。有了这种态度，人生道路上的一切荣辱得失都将在所不计，在苏轼的感觉中，迎来的就将是一个“也无风雨也无晴”的人生境界。词作即事寓理，巧妙地抒写了词人不避风雨、忧乐两忘、达观自适的人生态度。
五是苏轼像陶渊明那样，在读书写作中找到快乐。陶渊明在《五柳先生传》写道：“好读书，不求甚解；每有会意，便欣然忘食。”“常著文章自娱，颇示己志。”苏轼在贬谪期间，也将不少时间花在了读书和写作上，并从中享受到了巨大的快乐。他曾对朋友说：“我一生之至乐在执笔为文之时，心中错综复杂之情思，我笔皆可畅达之。我自谓人生之乐，未有过于此者也。”“乌台诗案”之后，苏轼曾一度想废弃笔墨，但实际上做不到。晚年在海南，他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就说在海外孤寂无聊，其幼子苏过“时出一篇见娱，则为数日喜，寝食有味。以此知文章如金玉珠贝，未易鄙弃也”。苏轼自己所作，也并不少。
此外，苏轼还花了不少时间整理文稿和进行学术研究。他和弟弟苏辙分别为“五经”作注，他自己在黄州时注完了《易经》和《论语》，在海南时注完了《尚书》。这些，都丰富了生活，增添了乐趣，也为后人留下了一笔丰厚的文化遗产。
除这几方面之外，苏轼和陶渊明一样，注重与大自然的美景、与朋友的交往，这些都成了他们排解忧愁、忘怀贫穷的有力武器。程颐在《偶成》诗中有名句：“富贵不淫贫贱乐，男儿到此是豪雄。”陶渊明和苏轼能做到这一点，确乎算得是“豪雄”了。他们能做到这一点，在于他们有独特的处世哲学，有清超旷迈的处世态度，有履险若夷的非凡本领。
而从根本上说来，还是因为他们具有独立不移的品格志节，不然他们是不可能几年、几十年如一日地安于贫困、笑对人生、乐观豁达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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