心境,影响生命状态

“八月秋高风怒号，卷我屋上三重茅。茅飞渡江洒江郊，高者挂罥长林梢，下者飘转沉塘坳。南村儿童欺我老无力，忍能对面为盗贼。公然抱茅入竹去，唇焦口燥呼不得，归来倚杖自叹息……”小时候，读《茅屋为秋风所破歌》常心生窃喜，那戏弄老诗人的顽童的勾当我觉得非常有趣可乐，毕竟自己也是一个顽童，也玩过类似的勾当。先生再怎么严肃一本正经，也压不住内心的喜乐，生不出半点惆怅悱恻。

顽童的心态过去之后，老诗人的无奈与悲哀才逐渐有所领悟，几度吟哦，几度伤怀。一部文学史卷，从头捋到脚，卷帙浩繁的丛集中似乎再难找出可喜乐之气息了，伤时感事，郁郁寡欢，怀才不遇，报国无门的沉郁锥心层出不穷，绵绵不绝。文士骚人似乎从来就没有志满意得过，即便是“春风得意马蹄疾”也不过是昙花一现的快感，稍纵即逝。

狂狷如李白也不例外。“仰天大笑出门去，我辈岂是蓬蒿人”的喜悦之后，便只剩下“抽刀断水水更流，举杯浇愁愁更愁”了。尽管他有无与伦比的才华与自信，但“天生我材必有用，千金散尽还复来”的背后，仍然是“古来圣贤皆寂寞，唯有饮者留其名”的苍凉感伤。

如王维这般幸运的恐怕历史上也找不出几个来。少年得志，进士及第得遇名相张九龄赏识。李林甫、杨国忠虽与之不合，亦能悠然自保。就连变节安禄山伪朝廷这样不可宽宥之罪居然也能安然无恙，但其半官半隐的处世态度已然昭示了他并非春风得意，不过是游戏官场而已。

士人之心，鲜有不渴求兼济天下者，庸碌无为的苟活于世，非人之所愿，俊才人杰尤为不堪。王叔文因革新而丧命，“八司马”受牵连，志不伸展，人遭祸殃。柳宗元沉迷至死，刘禹锡虽豁达开朗也是坎坷浮沉一辈子。

前有商鞅变法，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变革，后有范仲淹新政，王安石变法，张居正革新，除了王安石得以全身而退之外，其他人都鲜有善终。最惨的是商鞅，例外的是赵武灵王，尽管也备受争议阻碍重重，但毕竟是一国之君，执意而为的事情还是能做得到的。

一般的士人在面对如此艰难的局面时，通常采取两种态度。一种是锲而不舍，虽颠簸曲折也不改初衷，前有屈大夫、贾太傅，后有韩昌黎。不过，屈大夫矢志不移走的是以身殉国的极端路线，韩昌黎则是屡败屡战，直面惨淡的人生，更多的是忍辱负重的坚韧。

另一种是寄情山水以自娱，游戏人间以自乐，经典人物有陶渊明、王维、柳宗元、刘禹锡、苏轼。这个队伍阵容强大，声名显赫，其源头出自老庄，又掺入佛教和儒学，形成了儒释道融合一体的思想资源，滋养着一代又一代的文人墨客，在他们走都无路的时候，能够找到一个灵魂的依托，而不至于寻死觅活。

应该说这是文学史卷上一直演绎着的主旋律和主色调。陶渊明的豁达最为彻底，因为他距离嵇康更近一些，血洗的记忆尤为深刻。王维亦官亦隐，是一次全新的诠释和开创，此后的士人们就有了一个精美的模板，粘贴复制即可。柳宗元、刘禹锡紧随其后，苏东坡则后来居上，将这一模板更新升级为堪可传世的经典，造福后学，滋养万方。

“亦知人生要有别，但恐岁月去飘忽”（苏轼《辛丑十一月十九日既与子由别于郑州西门之外，马上赋诗一篇寄之》）苏轼与弟弟苏辙同科及第，感情笃深，临别赠诗虽有不舍却十分豁达。这一思想观念贯穿在此后的所有作品之中。苏轼的人生观可从《和子由渑池怀旧》中得以完整呈现，诗曰：“人生到处知何似，应似飞鸿踏雪泥。泥上偶然留指爪，鸿飞那复计东西。老僧已死成新塔，坏壁无由见旧题。往日崎岖还记否，路长人困蹇驴嘶。”

这是苏轼刚刚进士及第赴任凤翔通判路上，和着弟弟的韵脚而写的，诗以议论入题，阐述了自己的人生取向和认知，那就是人生必须向前看，乐观向上，而不必在意于偶然留下的痕迹，沉湎于怀旧徒劳无益，珍惜现在，面向未来才是正途。此一信念，始终支撑着苏轼，贬谪黄州，远走岭南，丧妻老病众多的磨难始终摧不垮他的精神，受益者远不止于当下，也泽被后学。

“无事此静坐，一日似两日。若活七十年，便是百四十。黄金几时成，白发日夜出。开眼三千秋，速如驹过隙。是故东坡老，贵汝一念息。时来登此轩，目送过海席。家山归未能，题诗寄屋壁。”（苏轼《司命宫杨道士息轩》）你以为这只是在自我安慰吗？

“罗浮山下四时春，芦橘杨梅次第新。日啖荔枝三百颗，不辞长作岭南人。”（《惠州一绝》）以老病之身贬谪岭南，有此心态，不可多见。

最值得称道的是《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》：“莫听穿林打叶声，何方吟啸且徐行。竹杖芒鞋轻胜马，谁怕？一蓑烟雨任平生。料峭春风吹酒醒，微冷，山头斜阳却相见迎，回首向来萧瑟处，归去，也无风雨也无晴。”

当我们读到苏轼的时候，那种千古文士尽萧哀的缠绵之气差不多可以扫荡一空了。至于常恐秋节至，孤灯著寒衣，则可以休矣。心境不同，生命状态也会不一样，文学阅读也是如此，不同的心境会有不同的阅读期待，作品的理解与审美效果也会截然有别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