自题金山画像宋苏轼心似已灰之木，身如不系之舟。问汝平生功业，黄州惠州儋州。
本诗作者苏轼，字子瞻，号东坡居士，世称苏东坡。是眉州眉山人，祖籍河北栾城，北宋著名文学家、书法家、画家。
说起宋朝文人，苏轼便是其中不得不提起的一位。苏轼在北宋中期文坛的地位很高，可以被称作当时的文坛领袖，成就很高，主要就体现在在诗、词、散文、书、画等方面。
他写诗的风格独特，与另一位独特的诗人黄庭坚并称“苏黄”；他写词的风格豪放，和辛弃疾一样，都是豪放派代表，并称“苏辛”；他的散文著述也恢弘大气，豪放自如，与欧阳修并称“欧苏”，二者皆位列于是“唐宋八大家”。不仅如此，苏轼的书法造诣也极高，是书法“宋四家”之一，擅长文人画，尤其擅长画墨竹、怪石和枯木。
苏轼《枯木怪石图》当然，名垂千古之人，一生顺风顺水之人少之又少，春风得意者则只在春风吹过之时得意片刻，苏轼便是春风吹拂的宠儿，但春风并不久留。
元丰二年，也就是公元年，“乌台诗案”发生，当时的御史何正臣上表弹劾苏轼，表中说道，苏轼在移职湖北到任后谢恩的表中，用暗语讥刺朝政，表达了自己对新政的不满。
这个案子由监察御史告发，苏轼在狱中一关就是四个月，连案子都是在御史台狱里受审，想必大家看到这儿也已经知道，所谓“乌台”，说的就是这个御史台，是对御史台的戏称。
文人从政并不比武将出征安全几分，看的是对于当下局面的判断，重的是人心的较量，一左一右之间必有一方败北。
而这场政治博弈之中，苏轼，则是败北的一方。
自宋太祖释兵权便已决定宋朝重文轻武的政策，正是这一政策使之不予文人死刑，苏轼也迎来了自己的最终审判——流放黄州。
诗人苏轼年三月，苏轼由虔州出发，经南昌、当涂、金陵，五月抵达真州（今江苏仪征），在真州游金山龙游寺时所作，作者时年六十六岁。
诗名中提到的金山画像，是指金山寺苏轼画像，为李麟公所作。《金山志》记载此事道：“李龙眠（公麟）画东坡像留金山寺，后东坡过金山寺，自题。”
全诗以自嘲为基调，诗人运用自嘲的口吻，书写自己到处漂泊，几经贬谪的经历，抒发诗人的感伤情怀。
苏轼当时面对当年自己的画像，自然是感慨万千。既有对过去的追忆，也有对现实的慨叹，多重感情交织在一起，作诗之言有尽，但是诗人心中之意则无穷也。
诗中的“心似已灰”的意思是心如死灰，出自《庄子·齐物论》：“形固可以使如槁木，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”，而“不系之舟”，则是暗喻自己遭受贬谪，已经远离朝政，将自己比作小舟，将朝廷、京城、帝王比作码头，舟未系则身漂泊，以巧妙的比喻写出自身处境。
但是，虽然诗人写自己“心似死灰”、“不系之舟”，道尽自己一生坎坷，述出自己漂泊之无奈困苦，却在后一句“问汝生平功业，黄州惠州儋州”之中，见豁达，有拨云见月之感，仍然表达出自己豪放的性格。
诗中提到了三个地名，分别是：黄州、惠州和儋州。
作者因反对王安石新法，以作诗“旁讪朝廷”罪贬谪黄州，后又贬谪惠州、儋州。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，而苏轼却能始终豁然旷达，不被现实所击垮，始终保持着乐观主义精神。而深究他的这份乐观，我们不难看出有其三处贬谪之地的影子。
三次贬谪，在给予苏轼痛苦的同时，也造就了苏轼受用一生的乐观心态。
一、黄州时期
黄州，今湖北省黄冈市，是苏轼在“乌台诗案”之后被贬谪到的第一个地方。
初遭贬谪，苏轼心中自然是郁闷的，写下《初到黄州》中“自笑平生为口忙”的诗句。
但在这里，却收获友谊，苏子“举酒属客，诵明月之诗，歌窈窕之章”，饮酒乐甚，扣舷而歌，饱览美景，看“月出于东山之上，徘徊于斗牛之间”，道出“惟江上之清风，与山间之明月，耳得之而为声，目遇之而成色，取之无禁，用之不竭，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，而吾与子之所共适”的道理，也作《念奴娇·赤壁怀古》，写下“故国神游，多情应笑我，早生华发。人生如梦，一尊还酹江月”的千古绝唱。
《赤壁赋》黄州给予苏轼的，是初尝失败滋味，而学会面对失败聊以自慰的方法，却只是为了压抑内心的苦痛。
二、惠州时期
惠州，今广州省惠州市，是苏轼被贬黄州十四年后，公元年，再遭贬谪所到之处。
十四年之后再遭贬谪，已然知道愁滋味的苏轼不再那般惆怅，而是对自己做出调整，虽已领略过人情冷暖，却仍不吝啬内心那一份纯真与温暖，好交友，喜出游，与友人游丰湖，见丰湖美景，举杯畅饮作诗，醉酒之间，竟将丰湖“误作”西湖，留下“人间胜绝略已遍，匡庐南岭并西湖。”的诗句。
想必，他在作诗之时，定是面对着丰湖，想起自己曾在杭州作判官之时赏到的西湖美景，想起自己“欲把西湖比西子，淡妆浓抹总相宜”的诗句了吧。
岭南地区惠州人们十分欢迎苏轼的到来，给予了他最大的尊重和帮助，苏轼也为建桥之事慷慨解囊，与惠州百姓和睦相处为民发声，更有《惠州一绝》：“罗浮山下四时春，卢橘杨梅次第新。日啖荔枝三百颗，不辞长作岭南人。”
可以看出，惠州给予苏轼的，是对挫折的习惯，以及继续前行的勇气。
三、儋州时期
公元年，六十二岁的苏轼再度被贬，此次被贬之地是中国南端——儋州。
与前两次不同，黄州与惠州虽院里都城，但气候宜人，适合居住。可儋州瘴气密布，环境十分恶劣，宋朝不杀文官，最重不过流放岭南，可苏轼却被放逐海南。
已经三受流放的苏轼显然已经习惯，并能适得其所，心灵依然超脱，非但没有失去生活的乐趣，而是把儋州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，与当地人一起经营村庄，留下了东坡村、东坡井、东坡田、东坡路、东坡桥、东坡帽等等，无不表现了苏轼对儋州生活的用心，与其本人的乐观与豁达，有“报道先生春睡美，道人轻打五更钟”，更有“九死南荒吾不恨，兹游奇绝冠平生”。
由此可见，儋州给苏轼的，是面对大起大落之时的超脱和淡然。
回顾黄州、惠州和儋州的种种，苏轼把这一切当做自己的“生平功业”，而不提及其为了百姓为了人民做出的杰出贡献，更不提及自己在政治上的贡献，以自嘲的手法述平生，既展现了诗人的开阔胸襟，又体现了苏轼的豪放之情。
而如今，我们面对挫折的态度是否能像苏轼一样？苏轼对于挫折的态度是否有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之处？答案必然是：有的。
苏轼用自己的经历告诉我们，不要怕遇到困境，怕的是不懂苦中作乐，不懂去和命运作斗争，不懂既来之则安之的道理。面对未知的未来，要有敢于踏步的勇气，而面对挫折，要有不怕重来的信念，即使进退维谷，也要在深山巨谷之中，抓住偶然照进来的那一束光。
至此，诗的最后两句，既可看作自嘲，也可看作是诗人对自己一生的总结，以受贬谪之地作为总结，无不展现着诗人的自谦、豪迈与勇敢。
问汝生平功业，黄州惠州儋州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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