宋绍圣元年（），新党再起，宰相张惇一伙对“元祐党人”进行报复，苏轼首当其冲，被弹劾“谤讥先帝”。于是，苏轼在定州任上落端明、翰林两学士，落职贬英州（今广东英德）。但苏轼人还没到英州，又落左承议郎，责授宁远军节度副使，惠州安置。苏轼与惠州的缘分，就此结下。
在宋代，岭南被认为是“蛮瘼之邦”“瘴疠之地”，而惠州更是“无水陆珍异之产，无商贾舟车之市，堤封延袤几千里”“先民有言外负富之名而内实贫困者，广东是也，岂独惠然哉”。历代的封建统治者都是将不同政见的“罪大恶极”者贬谪到岭南，可见，哲宗皇帝对苏轼的惩罚很是严厉。当时的苏轼已经五十九岁，身体患有严重的痔疾，两目昏障，悸伤血气，而从定州到惠州，足足有四千余里路程。一路上，苏轼都表露出一种慷慨怆凉的悲伤情感，极其渴望“北归”。然而一到惠州，看到码头上站满了等候他的百姓、官吏，苏轼深感无比欣慰和感动。他们纷纷为他的遭遇表达同情，并热情地欢迎他的到来。苏轼热泪盈眶，一首《十月二日初到惠州》脱口而出：“仿佛曾游岂梦中，欣然鸡犬识新丰。吏民惊怪坐何事，父老相携迎此翁。苏武岂知还漠北，管宁自欲老辽东。岭南万户皆春色，会有幽人客寓公。”
“垂老投荒再被严谴”的苏轼并没有一直消沉下去，相反，他不断为惠州人民做善事、谋福利。为了解决水东、水西两城来往的交通问题，寓惠一年后，苏轼便开始为筹建东新桥奔走，筹集资金，拟定切实可行的建桥方案。在他的带领下，东新桥在一年后建成。在修建此桥的同时，苏轼还带领惠州百姓在西湖筑了一条贯通东西两岸的长堤，并在堤上建了西新桥。为了纪念苏轼的功绩，惠州人民将西湖的湖堤命名为“苏堤”。
为了减少百姓的劳累和提高生产力，苏轼向博罗县令林抃介绍他之前贬居黄州时看过的插秧机械秧马。秧马的优点很明显，用它插秧非常快，而且非常轻便，一手提着就能走。经苏东坡的推广，“林君（林抃）喜甚，躬率田者制作阅试，以谓背虽当如覆瓦，然须起首尾如马鞍状，使前却有力。惠州民皆已施用，甚便之”。自此，惠州百姓插秧便轻松了很多，而且惠州各地的生产力也得以提高。鲜为人知的是，苏轼还蓄药治人，救死扶伤。岭南自古有“瘴疠之乡”的恶名，瘴气也是引发多种岭南特有疾病的根源。苏轼了解了惠州瘴毒流行的特点之后，搜购药物，施医散药。他自己开辟药圃，种有人参、枸杞、甘菊、薏苡、地黄等，这些药材经常被布施给周遭百姓。后人还将苏轼和沈括两人历年收集到的良方和对医药的论述，编成我国重要的医药书之一——《苏沈良方》。
苏轼于宋绍圣元年（）抵达惠州，到宋绍圣四年（）四月十九日离开，共在惠州度过了两年多时间。在这段时间里，他共创作作品首（篇、幅），包括诗题首、词18题18首、各类杂文题篇、书信共（与51人通信）篇、书画20幅。其中不乏“罗浮山下四时春，卢橘杨梅次第新。日啖荔枝三百颗，不辞长作岭南人”等至今仍脍炙人口的诗句。他以诗文为画笔，描绘了一幅又一幅五彩斑斓的惠州风物图，一改惠州“瘴疠之乡”的形象。
惠州档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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