公元年，大文学家苏轼因为不受宋哲宗待见，加上得罪了宰相章惇，被贬到现在的广东惠州做宁远军节度副使。章惇与苏轼政见相左，又嫉妒他的才华，巴不得把他赶到鸟不拉屎的地方去受罪。那时候广东被称为“岭南”，是出了名的蛮荒之地，章惇把苏轼打发到那里去，就是为了看他吃苦受罪的笑话。
可苏轼是个神经大条的才子，对这种政治斗争奉行的态度是：你贬你的，我干我的。才不会因为地域蛮荒影响心情，于是一幕幕让苏轼的政敌们不乐意看到的剧情，开始轮番上演了。
一、本以为被贬岭南的苏轼会非常抑郁，谁知他比谁过得都滋润
苏轼到了惠州，发现当地因为水利设施落后，老百姓对相关的水利知识非常欠缺，导致农耕发展滞后，百姓生活困苦。于是苏大人就拿出自己的积蓄，帮助当地百姓兴修水利设施，还亲自普及水利知识。
没过多长时间，苏轼的努力得到了很好的效果，当地农耕的水平得到了大幅度提升，亩产高了，老百姓的实际困难得到了解决，生活得到了改善，人们对苏大人发自内心地爱戴。苏轼在当地的声望日渐提升。
苏轼在岭南的政绩传到京城的时候，章惇正在为改革朝政的事情焦头烂额，有一天他突然从奏折中发现，死对头苏轼在岭南的政绩居然很不错，还在当地树立了很高的民望，心中不免失落：好不容易把政敌送到蛮荒之地，结果人家过得比自己还舒心，这也忒便宜苏轼那老小子了！于是章惇开始特别留意苏轼在岭南的消息。
没过多久，又有人来报说，苏轼在惠州不仅悠哉得很，而且还有些“众星捧月”的味道了。比方说他的新诗就写了：“为报诗人春睡足，道人轻打五更天。”好家伙，小日子过得真自在。可苏轼是自在了，章惇的鼻子差点被气歪了。
又过了一阵子，街面上开始流行吟诵什么“罗浮山下四时春，卢橘杨梅次第新。日啖荔枝三百颗，不辞长作岭南人”，这诗意境不错啊，章惇一细打听，更是气得差点背过气去了。
原来是苏轼给朋友捎书，介绍了一下自己在惠州的生活状况：“我们这边的水果可是四季不断呢，你知道荔枝有多好吃吗？可惜兄台您吃不到哦。”本来打算送他去受罪，结果人家天天惬意地吃荔枝，美得都不想回来了。
章惇不甘心：我这是把苏轼贬官了吗？我这分明是让他度假去了。倒霉催的是我自己这一天天的满脑门子官司，老苏头倒“乐不思蜀”了。不行，不能让苏轼过得太舒服，得想办法折腾折腾他，要不我也忒憋屈了。
二、从广东到海南，条件越艰苦，成就越斐然
于是章惇在朝中鼓动大臣向宋哲宗找茬弹劾苏轼，在年的时候，将苏轼再次贬到条件更差的儋州去了，这是哪里？就是今天的海南省儋县。有人说了，海南可是旅游胜地，还不算好地方吗？
以现在人的眼光看海南是不错，但在宋朝，海南可是边陲中的边陲，蛮荒中的蛮荒，在宋代的刑罚中，仅次于死刑的处罚就是流放海南。为何会如此？主要有这两个原因：
1、海南的气候非常湿热，外乡人，特别是相对靠北方的外乡人，很难适应那里的气候。由于水土不服，所以极其容易感染一种叫“热瘴”的疾病，这种病一旦得上，便不容易痊愈，不仅严重消耗人体的精力，甚至会有生命危险。
2、当时的海南民风非常不开化，当地人的素质很低，很多人没有道德礼仪的观念。抢劫、斗殴的事件随时都会发生，特别是无依无靠的外乡人到那里，更是有可能遭到无端的抢劫或袭击。当时人们对海南民风之恶劣是心有余悸的，很多流放到那里的人，即便没有得热瘴病死，往往也会被乱民打死。
苏轼当时已经是六十多岁的老人了，章惇不顾他年迈，还要将他送到那么凶险的地方去，显然是没安好心，成心设计要让苏轼的日子艰难颓废，甚至想要了他的命。
不过苏轼要是能被这么轻易击垮，那他就不是苏轼了。
坦白说，海南的气候，确实给苏轼这个四川人带来了不少困扰。湿热并没有因为他是大才子便网开一面。苏轼到海南后，因为水土不服，自己和家人的身体状况都不是太好，更有家人因为“热瘴”病逝。
不过苏轼并没有因身体状况而自暴自弃，而是以极大的热情投身到儋州的开发中去了。“我本儋耳氏，寄生西蜀州”。从这样的诗句中，不难看出，苏轼把儋州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，足见其对当地建设倾注的心血和热情。
苏轼认为，当地人之所以愚昧，是因为海南的学堂太少，人们从小很难受到教育的缘故。于是，他在当地兴办学堂，普及教育，并因此声名远播，以至于很多人为了拜于他的门下，不远千里慕名而至。
自宋朝建国到苏轼被贬儋州的一百多年中，海南从来没有出过进士，甚至连举人都寥寥无几。苏轼在这里办学几年后，当地人姜唐佐就举乡贡。苏轼对此欣慰而感慨，写下了“沧海何曾断地脉，珠崖从此破天荒。”的诗句。
后世的人们，把苏轼看作是海南文化的开拓者和先驱者，特别是海南当地人，从始至终都满怀崇敬之情。在儋州地区，至今仍有东坡村、东坡井、东坡路、东坡桥，甚至还有“东坡话”。苏东坡走了，但人们的怀念和感激之心却世代传承。
虽然苏轼并没有如章惇所愿颓废落魄，但章丞相确实也已经无计可施。后来哲宗驾崩，宋徽宗继位，重新起用苏轼，可惜他在北归途中病逝。直到宋高宗继位后，才彻底恢复了苏轼的名誉，追赠苏轼为太师，谥为“文忠”。
三、你恨我不是我的错，所以我没有道理不开心
苏轼一生才华横溢，却遭人嫉恨、颠沛流离，但他始终没有因为仕途多舛，被排挤陷害而消沉。不管遭受了多么不公正的待遇，始终都保持着一颗达观向上，热爱生活的心。他走到哪里，哪里的百姓就会受益，哪里的文教就会昌明，哪里的人们也会将他深深缅怀，千古传颂。
“是金子总会发光”，这句话用在苏轼身上，真是再贴切不过了。苏轼的人生观是潇洒不羁的：我只为自己的良知而做好我自己。至于别人不喜欢，别人恨，别人要整治我，那并不一定是我的错，我不会因他们的想法而迷失自我，更不会为他人的错误惩罚我自己。
人过得是否快乐，取决于自己的内心是否热忱光明，是否有即便在艰难的环境中，依然发现美好的能力，这些都不是外因和他人可以左右的。
所以说，人能否得到别人的尊重，在于自己是否能将自身的价值发挥到最大，并有益于社会，这些也不是旁人刻意诽谤打压，就可以抹杀的。
就如苏轼，不论身处的环境如何艰难，他心中所想所念的，却非自己的得失荣辱，而是如何造福一方、改善环境、帮助他人。
所以身处偏远的岭南他依然可以悠然自得地享受荔枝的甘甜，而身处被他人看作“绝地”的海南，依然能将蛮荒之地，改造成“礼仪之邦”，这种最终将会感动历史，被岁月铭记的人生境界，是醉心于政治斗争和宦海得失的章惇，不能理解和无法领悟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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